张悦然: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想按自己的节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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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因为工作的缘故,写作的速度渐渐缓了下来,每次在夜间打开电脑,内心总会充满感激,自然,这种心性在无形之中影响了我对小说的认识。上大学初,阅读西方作家的小说多点,常常为了某个尚不成熟的文学观点和朋友争得面红耳赤,每当这时,我总会列举出一堆国外作家的名字和其观点以反驳对方,后来有段时间,我迷上了贾平凹的作品,那些朴素的文字让我在另外一个国度里欣喜若狂,让我贫瘠的魂魄如沐甘霖,内心却变得寂寥而孤独。我开始将自己封闭起来,关在隐蔽的木屋里,调动起很多混沌而模糊的童年记忆,尔后,在一个又一个长夜里,我写下一篇又一篇的小说,它们的面世,让我的灵魂在那段时间里得到了些许安慰。这是我第一回真正去和世界对话,尽管它们太过粗劣笨拙,叫声太过微弱,但我相信神灵听懂了,因为这是我在神灵面前发出的真诚呐喊。工作后,回家的机会多了,但心境却变得让我几乎无法认出我自己,我开始有意去感受人情冷暖,人世烟云,尤其是某次父亲在村口接我时,看见父亲苍老的样子,我竟然觉得时间一下子向前跨了十几年。我和父亲都属猴,今年是我俩的本命年,我24岁,父亲60岁,七月毕业后,父亲对我说得多的一句话是:好好工作,过两年赶紧给你把媳妇娶了。按理说,这几年该是我的大喜之年,大喜之年我却独悲,因为夜里,我的脑子里常常有种催命的感觉浮现而出,令我惶惶然而恐极。数月前,有朋友对我说他怕的事情就是回老家,我问何故?他说亲人已驾鹤而去,眼见故土便生悲情。闻此,我亦大悲。我明白,终有一天我也会出现和朋友相同的遭遇,但眼下,于我而言,唯一能够阻挡和定格时间的手段,只有老老实实去写小说。有时候我野心勃勃,试图以自己的视角去挖掘更多的温情,试图寻找那些不为众人所留意的日常言语,这个短篇就藏匿了我的一点野心。在这之前,我写了不少小说,有的小说写完后,内心汹涌起伏,我曾当着朋友的面大声朗读完了自己的一篇小说,然而写完这个,我却如同身披长袍刚刚穿过荒凉苍茫的戈壁滩,心里平静异常,觉得自己较之以往发生了不少变化,女友说:工作了,你就是个真正的男人了。她这句话倒从某个层面上提醒了我,写作的路途还很遥远,我还得一篇接着一篇写下去,继续去发现更多人世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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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嗦说了这么多,姑且算是这篇小说的创作谈吧,谢谢《辽河》看好,作为一名普通的写作者,甚感荣幸。

文| 十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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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好不希望自己的小说带着家族式的文艺气质,她走了很远,甚至变成一个商人,试图彻底甩掉文艺的标签,把自己变成最不像写小说的人,单纯的,干干净净的,再回来写作。只有这样,时机才是对的。「只有这个时候,你可以大胆地跟人说,说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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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涂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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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柏栎

这是九月的某一天,张悦然正忙着备课。

图|受访者供图

从2012年开始,她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开设了短篇小说鉴赏等课程。

秘密

现在开学了,每周都要上课。因为不想重复从前讲过的内容,她会重新备课。有时候在上课的前一天,她需要熬夜做第二天要用的PPT。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感觉自己完全不像老师,反倒像一个开学前赶暑假作业的小学生。

在圣安德鲁斯生活是一个不错的决定。这个苏格兰北部的小镇中世纪建筑林立,据说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安德鲁斯的骸骨就埋在小镇下。它临着北海,一年四季都是数不完的阴天,安静又诡谲。

“我从小在大学的家属院长大,对于大学总是会觉得很亲切,有一种归属感。因为开设了小说鉴赏方面的课,我必须重读一些从前读过的小说,而且把一些碎片似的思考整合起来。可以说,在每次教课之前,都有一个我自己学习的过程。”

张悦然: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想按自己的节奏生活。杨好就在这里发现了汉密尔顿家族的秘密。那时她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艺术史,成天扎在图书馆里,看累了就去不远处的海边走走,或者去海鲜市场买炸鱼薯条。镇上只有三条街,走一会儿又回到原点。阅读文献时,她偶然发现了生活在17世纪、热衷于收藏的詹姆斯·汉密尔顿公爵一世——他是国王查理一世的宠臣,也与查理一世一同被送上断头台。那是一个未曾被发掘的精彩故事,这也令她第一次对艺术史这个专业感到兴奋。

她的父亲也是大学教师。

她冲动地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但等到真正写成长篇《黑色小说》并出版,却已经是3年后了。这是一个与高贵无关的故事,正合她的心意。那些隐藏在背后的卑劣和畸形才是故事的真相。汉密尔顿公爵一世当年是苏格兰王国的第三顺位继承人,但查理一世绝对地信任汉密尔顿,因为这个家族有遗传的精神衰弱,天然失去了统治一个王国的能力。杨好相信,即使最后汉密尔顿公爵一世愿意和查理一世一同走上断头台,也不过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家族的荣耀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延续。

几十年前,还是中文系学生的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钉子》,故事源自他少年时代目睹的真事。

要归功于古老学校保存下来的珍贵档案,杨好能够读到汉密尔顿公爵亲手写的70封书信,17世纪的古英语并不易懂,她读得很慢,常常需要向自己60多岁的主课教授请教。好在圣安德鲁斯的一天那么漫长,灰蒙蒙的天气模糊了白天和黑夜的界限,它远离都市,人们需要用威士忌酒才能把一天的时间打发掉,这里最有名的运动是高尔夫球——苏格兰牧羊人为了消磨时光发明的游戏。杨好的专业只有十几个学生,连同学之间的社交都省去了不少。时间在圣安德鲁斯上方调慢了节拍,她放心地阅读那些书信,好像它们就是为她而写的,一步步将汉密尔顿的秘密牢牢握在手里。

两个月后,他收到了杂志社编辑的来信,说小说的调子太灰,没法用。他把稿子丢进抽屉里,再也没看过。之后又投过几次稿,仍是灰调子,仍无果。毕业后,他留校任教,结婚生子,彻底放弃了小说写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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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那种希望子女去继承自己事业或者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总是放任张悦然自由成长,从未试图培养和塑造她成为作家。

圣安德鲁斯大学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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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非文学的专业,她逐渐熟知西方艺术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达芬奇、毕加索、莫奈、提香……即使他们拥有令人赞叹的艺术才华,但对杨好来说还是少了些什么,她一点也不在乎来这里学到多少这样「好看」的知识。在图书馆里,她最爱的书是英文的小说着作,狄更斯、王尔德、英译本的福柯……那才是最享受的阅读,和小时候看到的中文版有全然不同的韵味。「有的英文原文会破坏中文里的印象,有的英文会让你一下感叹语言本身的绝妙。」她重新思考了语言在小说里起到的作用,它和诗歌是完全不同的。曾经误以为「浪漫」的作家,在英文原着里看不到浪漫的语气,他们仅仅是陈述——但陈述中有种激情。

只是有些东西仿佛是生来就融在血液里的。

虚构的故事占据了杨好的脑海,「自己其实内心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野心勃勃,就是说我也想建构这样一个文学世界。」她有一个记录想法的本子,思考到激动处,就把它们都记下来。

张悦然显然是写作上的早慧者——

一切看似漫游的经历最终都会指向内心表达的冲动。半年后,她完成了论文《研究汉密尔顿公爵一世的收藏》,但她获得了更珍贵的东西,要在她最终写下小说时,回忆起这段生活才知道,故事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14岁开始发表作品,19岁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1岁出版了第一本小说《葵花走失在1890》。此后三年,她又接连出版了五本作品,和韩寒、郭敬明并称为“青春文学三驾马车”。并在2006年荣登“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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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被贴上了“80后作家”的标签,代表着叛逆、反抗、自我。

人生兜兜转转

然而,密集的自我表达与写作让她慢慢脱离了生活的本质。在最需要接触生活的年纪,她或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或回到现实中马不停蹄地签售,参加各种宣传活动。而这对一个写作者的创造是没有好处的。

人生绕了好大一个圈,艺术史已经是杨好的第四个专业。回到12岁,上小学的杨好兴冲冲拿着自己写的长诗给父亲看,作为诗人的父亲一言不发,读完诗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父亲是个自由的人,我当时特别害怕,心惊胆战」。她告诉自己,「我不能再写诗了。」但写作却成了自己的宿命,「我从12岁起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只能写作。」

02

就像小时候那首失败的长诗,杨好害怕自己写小说也写得不够好,她迟迟没有动笔,转而去学习毫不相关的专业,就是不靠近写作,不靠近文学,离得最近的一次是研究生的第一个专业比较文学,可学了一半就放弃了。因为学习文学,每天都在阅读和思考它,会伤害写作的独立性,「如果再学习比较文学这个专业下去,我就不会写小说了。我特别怕这种事情的发生。」

写完《誓鸟》之后,张悦然希望自己能慢下来。

「写小说最恐怖的事情是知道太多和无知,这两件事情同样的恐怖。」杨好成长在文学家庭里,父亲是80年代着名的朦胧派诗人,看起来像是优势,却觉得自己离写作太近了,更害怕草率地动笔,「想要保护它。」

“外界的出版环境,会希望一个作者写得越快越好,写得越多越好,但我不想遵循这样的规则,受到这样的暗示。我只希望依照自己内心的节奏去写作。

杨好最初的专业是剧本写作,后来学习德语,研究生时期跨专业考了比较文学,从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艺术史研究生毕业后,她又去了伦敦的苏富比拍卖行学习艺术商业,也是在伦敦,杨好开始了和汉密尔顿公爵一世同样的爱好,收藏古老的艺术品,奔走在不同的拍卖场地。她总觉得在收藏的背后,暗藏着某种时间的力量,可以获得对时间的一点掌控感。

同时,我开始尝试做一些别的事。从新加坡读完大学回到北京,我就开始了职业写作的生活,从未做过其他工作。写作会使人一定程度上和社会隔绝,双脚离开地面。而对于二十出头的我来说,这种隔绝是危险的,有可能失去参与感,失去活力。”

她总是那么不务正业。在圣安德鲁斯念艺术史的两年差点又去学了神学,身体里憋着一股劲儿,到处乱撞。「之前比较迷恋知识,我以为学遍了人文专业,它会让你离本质越来越近,最后发现你其实还是越来越疑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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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没有带给杨好她一直想寻找的东西,「学习不同专业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好玩儿的一件事反而是人。」每当换一个专业,她就开始了新的观察,「在不同的专业能看到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人群,」电影学院的同学和后来学习德语遇到的同学价值观和性格那么不同,在不同专业遇到的人都仿佛生活在平行时空。

她开始做杂志主编、在大学教书。这些身份就像一扇扇窗户,可以让她从新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它们当然会占据不少写作的时间,但同时也带给她很多经验,使她保持开放的状态。

这是一个体验派的年轻作家,所有的人生选择都是为了写作而进行的一场生活实验,即使是在学最后一个专业艺术商业的时候,她也没有停下来,「还不够」,她在心里告诉自己。

在课堂上,她常常因为学生们的一些原创的、独特的见解而感到惊讶。

回国后,杨好仍然在和内心的写作欲望抗争,她反复告诉自己「不到时候」。她决定去创业,做出版,重新选编英国老牌出版社费顿的书系,将提香、卡拉瓦乔、安格尔三位艺术大师的画册引进到中国,她把这套书取名为《时间的回归》。

有一次,有个学生就某个课上讨论的小说谈了一些看法,非常独特。一开始张悦然有点不相信那是他自己想的,回家以后还在网络上搜索,希望找到一些资料,证明他参考了别人的想法。结果她一无所获。

第一次创业,杨好不计成本地要求产品完美,忘记了商业的本质是要降低成本,提高定价,「最后每个环节都出问题,」设计师、印厂、发行环节没有一个环节能顺利谈下来。由于成本过高,没办法和对方谈定价,只好把情怀挂在嘴边,为了完成这套书,她不得不到处劝,「像一个演说家,见一个人就要开始发表演说,」最后陷入和人沟通的泥沼之中,甚至害怕听到敲门声,夜里也不敢入睡,白天那个四处游说的人是自己吗?

“我为自己的做法感到羞愧,也为他感到骄傲,同时,还有那么一点羡慕。我想我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并不具备这样的思考能力。”

偶尔,她想起在苏格兰的潮湿和寒冷里获得的与汉密尔顿家族有关的故事,那才是让她激动的瞬间。

03

但也是为了拥有下笔的信心,她必须去经历失去,经历难受,还要跟着这个时代的潮流,去创业,为了拥有「一点点失败的弄潮儿的那种感觉」,写小说才能将情绪爆发到最大。

整整十年,她没有再出版作品,却从未停止写作——偶尔写些短篇,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杂志《鲤》上。并酝酿一部长篇小说《茧》,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时空,关注宏大的历史题材,撕掉80后作家身上惯用的标签。

「我一直也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文艺地想要去写一个小说?」杨好不希望自己的小说带着家族式的文艺气质,她走了很远,甚至变成一个商人,试图彻底甩掉文艺的标签,把自己变成最不像写小说的人,单纯的,干干净净的,再回来写作。只有这样,时机才是对的。「只有这个时候,你可以大胆地跟人说,说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小说的故事,是根据张悦然父亲讲述的“钉子的故事”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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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的祖父母都学医,父亲在医院家属院长大。13岁时,隔壁楼洞的一个医生在批斗中,被人往脑袋里摁进了一颗钉子,长度超过8厘米。虽不致死,却成了植物人,失去了语言和行动能力。警察未能找到凶手。

古典的反叛者

这件事在她的心里渐渐生根发芽:受害人与凶手的后代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会不会相遇,会不会成为朋友,会不会相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的伤害,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杨好喜欢在北京的凌晨开始写作,胡桃木色装潢的书房挂着一幅吴冠中的山水画,书桌上摆着不同口味的饮料,可乐是必不可少的,泡杯茶、牛奶、咖啡,一个晚上全都喝一遍。她给自己定下严格的创作时间,凌晨12点半开始进入状态,直到凌晨5点半,中途绝不停止。写完后的一瞬间「就像喝完可乐打了个嗝儿,」非常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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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仅仅花了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就写完了这本15万字的小说,「太顺畅了」,她重复着,「几乎没有碰到困境」,她将之归结于忍耐了太久。「以前学每一个专业都像是伪装。」把观察的触角收进外壳里,每次观察到生活中有趣的写作素材,都要咬牙忍住想要和人分享的心情,「如果你总是在跟别人说,我其实是为了写小说,你会被当作疯子。」

这部小说从七年前就开始动笔。过程中,张悦然遇到了一些困难,最主要的是,她对于《茧》里所探讨的历史和父辈问题的一些思考,在不断深入。对她而言,这个思考的过程,也许比完成小说更重要。

在电影学院的时候,大部分作业都是剧本训练,需要编故事,杨好每天都在想,「这个故事可以写成小说就好了,」为了不让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流失掉,她逼自己写军阀故事,写童话剧本,「因为童话剧本跟我想写的那个故事没有关系」——就是不写自己想写的题材,怕过早地消耗打算用来写小说的那一类故事。

因此,她没有急于写完小说,而是带着它一起生活了很多年,让一些从头脑中新长出来的东西,慢慢来到小说里,更替掉先前比较幼稚和单薄的思考。在这个过程里,她能感觉到,自己一点点变得成熟和宽广。

真正开始动笔,「终于有了一个对的出口。」小说完成后,她再一次拿给父亲,得到的评价是「节奏控制得不错」。

快写到结尾的时候,张悦然停下来了一段时间。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但具体是什么,她也并不确知。然后有一股充满希望的力量,从她的心里生了出来,注入到小说中。像一簇光,照亮了结尾。

「对我来说是个很高的鼓励,」这是她写作时极力抵达的目标。尽管不可避免有许多与故事的主人公感同身受的时候,也一定不会在情绪饱满到要溢出来时动笔,「哭完了再写」。她欣赏雷蒙德·钱德勒,甚至希望自己就是他笔下的硬汉「马洛」,她要求自己的写作是克制的。她健身,认为肌肉开始增多之后,写作就开始有了挑衅感。

与早些年作品中决绝的结局不同,《茧》的结局多了温暖和宽容,给人留了想象的空间。

这本书试图摆脱中国作家笔下的本土文化,它描写了两个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生活,伦敦与苏格兰是故事的场所,李敬泽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作为全球化的一代,杨好描写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小说中,此地是英国,远方是中国,它是一个中国作家笔下的「英伦博物馆」。

永利皇宫463网站,“我喜欢这个结尾,因为它代表着某种新生的东西,从前的我不具备的东西。不是从黑暗到光明那么简单,它意味着含蓄、丰富和复杂,意味着挣脱了固有的思维定式。”

书房中那一幅吴冠中笔下的江南乡村,来自杨好爷爷的收藏,更符合祖辈的审美。在另一间木质纹路的房间里,勃鲁盖尔、提香、丢勒构成了她的艺术世界。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7、18世纪的油画、版画、素描、古书,还有母亲收藏的欧洲贵族生活中的银盘等生活器物,以及阅读书籍时把玩的玳瑁放大镜,它们构成了一个古典主义者的生活。好友姜思达说,来到这里仿佛来到「吸血鬼」的家。杨好拥有八分之一的欧洲血统,高鼻梁和冷白的肤色使她看起来就是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工作室主人。

今年七月,《茧》出版。不少人说,这是张悦然另一个黄金时期的开始。我问悦然怎么看这个评价,她答:

她厌恶受限于标签。她有许多身份,艺术品收藏家(或者应当称呼她为艺术史学者),同时是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但当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她只想被当作一个作家。《黑色小说》后来被许多评论家称为「时髦的小说」,它试图打破性别的成见,杨好在和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说,「女性小说很容易走入自己的白色或者粉色的小世界」。她希望自己的小说是「硬核的」、「冷静的」。

“写完《茧》,我确实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好像面前的路变宽了,很多身体里的能量被唤醒了。不过写作并不会因此变得顺利和简单,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你需要去面对更多困难,需要去逐个解决。”

新书发布的活动前夜,她和姜思达约好,她穿黑色皮衣,姜思达穿粉色西装,「就是不想要被标签化,永远在反抗各种印象和标签,」男女的刻板印象也要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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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思达和杨好

杨好从不在写作间隙踏入那间摆满收藏的屋子。在众多的收藏中,杨好最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方画派,小扬·勃鲁盖尔的一幅《有风车的风景》,「它与优雅和古典无关,」绘画的视角与山坡上的一座风车平行,既能看到远处的风景,一个普通的早晨,云层还没有散开,城市没有醒来,赶车的人在乡间小道上行走。

它那么平常,使她想到自己的家乡山西。在杨好的记忆里,山西人特别硬,而且固执,不太爱多说。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方,沉默、坚硬。

杨好从小在太原的一个老院子里长大,院子是阎锡山的老宅,里面阴暗潮湿,和院外老城区热闹的街道是两个光景。后来去了苏格兰,总觉得圣安格鲁斯的诡谲和老宅的鬼魅很像。也许是因为这样,她的小说也蒙着一层灰暗、阴冷的氛围。

诗人欧阳江河出席了杨好在南京的一场新书分享会,他说,杨好所有的经历像是生活在虚构世界里,让人想起法国诗人马拉美的诗句,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了写进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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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江河和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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