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利皇宫463网站】思念老父那几次痛打 – 韩历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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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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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皇宫463网站】思念老父那几次痛打 – 韩历文学网。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二十五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说到周恩来的胡子,可以说在我见到的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胡子又黑又粗,而且长得特别快,一天不刮,嘴唇上下和下颏就会一片漆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给他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监视、跟踪,甚至搜捕,他常常留起胡子,化装成富商和传教士,所以当年大家都管他叫“胡公”,一提“胡公”就知道是周恩来。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民主人士中仍有不少人称他“胡公”。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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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毛钱一个。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

留着胡子的周恩来“胡公”

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

我第一次听他说有关胡子的事

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自己眼里含着的泪。

我是1945年8月下旬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活很有规律,也很勤劳,虽然党中央给他们配备了工作人员,凡是他们自己能做的事,只要工作不是特别忙,都是自己亲手去做,从不劳动别人。比如洗手绢、洗袜子,周恩来都是自己动手,就是刮胡子,也都是每次刮完以后自己将刮脸刀和刀架洗净擦干再放回到盒里。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着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劈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劈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

1945年12月,我随周恩来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当时他受党中央的委托和国民党谈判,并参加三人调停小组到全国各地视察,并做第三方面人士的工作。他工作特别忙,连睡眠的时间都很少,一些生活小事就不能亲自动手去做了。一天,他亲自示范,教我如何洗、收刮脸刀片和有关用具,并说,以后这些事就要请你帮我来做了。同时还交代说,以后凡是我不能用的刀片,就用手纸包起来放在一边,说明我已经换了新刀片,不能用的旧刀片,你可以拿去做别的用。我都一一照办了,他非常满意。

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去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由于他胡子长得特别粗,又特别快,一个刀片用一个礼拜就不能再用了。所以他用刀片比别人要多。有一天,他的刀片用完了,要我上街去买一包新的,我便跑到南京新街口当时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去买。柜台里摆着几种刀片,由于我是第一次给他买刀片,不知买哪种牌子的好。再加我们当时都是供给制,每人每个月发不了几个钱。尽管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邓颖超是国民党参议院参议员,两个人每个月有几百块银圆的薪水,他们都交给了党中央,和大家一样过着供给制生活,手头也没多少钱,从节约出发,我给买了一包中等的。谁知这样一来竟好心办了错事。第二天周恩来刮脸的时候,发现刀片不对,就把我叫去说,我胡子粗、又硬,这种刀片刮不动,你拿去给别的同志用吧!接着又指着旧刀片告诉我,你把它拿上,就照这种牌子的买。这时我才知道他刮脸只能用“老人头牌”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1946年11月,国民党不顾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决定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延安,在撤离前,自然每个人要做些准备工作,比如买一些土特产、日用品之类。我个人倒是没什么准备的,因为我当时还没结婚,光棍一个。需要考虑的倒是由我负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首长。他们来南京一趟,多少得带一点东西回去,带什么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只有两样东西最合适:一是“老人头牌”刮脸刀片,这是周恩来需要的,是延安买不到的;一是茶叶,周恩来、邓颖超两位首长平时并无嗜好,唯有每天两杯清茶,而且带回去还可以作为礼物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些。经请示领导同意,我便上街买了150片“老人头牌”刮脸刀片和10斤龙井茶。买150片刀片是考虑周恩来每周用一片,可供三年之用,而10斤茶叶则是考虑到分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些,而余下的周、邓两位首长也可喝上一阵子。事后我向邓颖超作了汇报,她批评我说,茶叶买得太多了。我向她解释后她再没说什么。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我们回到延安后,紧接着就是三年解放战争,再往后就是进城。刮脸刀片周恩来一直用到1949年进入北平城,仍然绰绰有余,而茶叶除了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余下的则成了周、邓二位首长的生活必需品。为了细水长流,邓颖超指示我,每次泡茶叶要放以前的一半。就这样,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基本上能喝上清茶。事后邓大姐表扬我说,小成,还是你做得对,想得周到,要不然恩来又要留胡子了。

父亲问:“在哪儿?”

1949年进城后,在周恩来的生活中,第一件需要解决的就是刮脸刀片,我几乎跑遍了北平城,后来总算在当时的王府井“王府百货商店”买到了50片“老人头牌”单面刮脸刀片。两年后,“王府百货商店”也没有了,只好托人到上海买。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留胡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

1951年春,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分劳累,病倒了。开始是感冒发烧,后来低烧不退。中央保健委员会写报告给中央,建议让他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休养两个月。周恩来选定大连。5月底,我随周恩来到达大连,住在近郊黑石礁一个有一幢二层楼的小院里。开始,他只在院子里或者在院子外边的附近散散步,一个星期后,他提出要到远郊风景区或者公园去看看。这样一来就给我们这些做警卫工作的出了个难题。当时,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和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正在打仗,大连又和朝鲜隔海相望,还有不少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志愿军伤员。周恩来已是一国的总理,一旦被认出,必然招致一些热爱中央领导同志的群众的围观,而且暴露目标后,还有可能遭到敌机的袭击和美蒋特务的暗杀。经过和地方搞警卫的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让周恩来呆在家不是办法,也达不到疗养的目的,只有从不暴露目标方面考虑。怎么才能不暴露目标呢?大家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化装。可怎么化装,6月天又不好戴口罩,我提出让他留胡子,大家都同意,报告了邓颖超,邓颖超原则上也同意。于是由警卫秘书何谦利用周恩来上午在走廊看报的机会,把我们的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一听笑了:那还不容易。接着,他像讲故事似地说,过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时,就常常留起胡子和敌人周旋。

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感恩
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不仅如此,他还讲起了23年前一次遇险的故事。他说,23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也发生在大连,当时我和小超去莫斯科参加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初从上海乘日本轮船出发。当时周恩来留着胡子,身穿白西服,扮做古玩商。路过青岛,上岸吃了一顿饭。当时正赶上日本人在济南枪杀了我外交官,打死打伤我国群众数千人。他买了各种报纸在船上看,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到达大连码头上岸时,遭到了日本水上警察的盘问。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智斗,他不但泰然地应付过去了,而且要求日本警察给他和邓颖超找最好的旅馆住,并给他们买火车票。火车经沈阳到达长春后,发现再没有人跟踪了,这才下了车,住进旅馆。脱掉西服,换上了长袍马褂,和邓颖超去了莫斯科。……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从接受我们建议那天起,周恩来就留起了胡子,由于他胡子长得特别快,一个星期两撇八字胡就长得很像样子了。他先是在内部活动,参观一个工业展览,又参观了一个体育馆,都是由大连市长韩光陪同。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改变了主意。一天,洗脸前他对我说,去拿开水来刮脸,这胡子不能留,哪有总理怕群众的道理。我一想也是,一国总理怎么能怕群众?这有个政治影响的问题。接着,他边刮脸边对我说,你们让我留胡子是从安全考虑,是好意。但这里有苏联驻军,美国飞机是不会来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工作,是不会出问题的。短短的几句话,不仅打消了我的顾虑,也打消了其他人员的顾虑。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这墙糊的报纸上,正有那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长征时留胡子是出于无奈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1952年春,周恩来用了多年的刮脸刀架突然坏了,这可是件大事。有外事活动他每天要刮脸,没有外事活动最长三天也得刮一次,没有刮脸刀架怎么办?你总不能三天两头让理发员来刮吧!唯一的办法只有去买。当时我骑着自行车到西城、东城、前门跑了两天,都没有买到像他用的那样的刀架。最后还是在“王府百货商店”买了一个能用单面刀片的刀架。但周恩来用着总是不顺手。他对我说,你把坏了的刀架拿到钟表店或眼镜店去问一下,看能不能修,最好能修一下。我按照他的指示,跑了好多家钟表店、眼镜店,包括有名的亨得利,都说不能修。

永利皇宫463网站,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

这一下可苦坏了我,为了能买到一个同样的刀架,在上海我找过,在苏联我找过,都没有买到。1954年我随代表团去瑞士日内瓦,心想,日内瓦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总会买到那种刀架。我和领事馆的同志两次去商业区,也没买到。后来我告诉了领事馆的刘绛文大姐(总领事温朋久的夫人),并画了一张图给她,请她设法代买一个。两天后,刘大姐买来一个式样相同,只能用双面刀片而不能用单面刀片的刀架和一包刀片。我看了看说,不能用,非单面的不可。她说,这种刮脸刀具是当前市场上最好的,保证能用。那就请周总理试试吧。如果真能用,我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省得为一个刀片架再到处奔波。

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而且是时至今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正本真切的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能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和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

有一天上午,周恩来没有活动,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他漱口的时候,拿出刘大姐买来的刀架和刀片装好,请周恩来试试。并对他说,这种刮脸刀是现在最好,也是最流行的,什么样的胡子也能刮。他不信,也不用。经我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试试,谁知一试,果然不行,脸没刮完刀片就不能用了。最后还是用从王府井百货商店买来的那个刀具刮好。这时,正赶上他心情好,他就像孩子一样,又一次讲起了他留胡子的故事。他说,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留胡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我留起胡子,有时装扮成商人,有时装扮牧师,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是为蒙蔽敌人的视线。还说,30年代初,我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就是留着胡子装扮成牧师走的。后来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一直留着胡子,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刮胡子的刮脸刀。1936年西安事变,我就是留着胡子到西安去的。为了工作方便,才在西安我们的一个工作点,利用剪刀把胡子剪掉。

关于30年代周恩来留胡子的事,邱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一文中曾有一段描述:周副主席刚到苏区时,我们都把他当外国人看,因为他满脸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穿着黑衣服,就像天主教堂的牧师一样。我们也看不出他的年龄,总把他当老人看。他对我们说话和气,态度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

周恩来刮完脸后走出卫生间,指示我把刮脸刀具退给刘大姐。他给我讲的关于他30年代留胡子的故事,在我心里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在我收集的照片中,就有几张是周恩来当年在延安留着胡子的照片。(摘自《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成元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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